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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两天,一则考古笑话在网上流传。
2月17日,中国文物报社旗下公号“文博中国”刊发了文章《夏文化 | 李维明:二里头遗址祭祀陶文初识》,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块残陶片表面存有不少于4个字的字痕,系祭祀陶文,称“这是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”“对探讨二里头文化(夏文化)文字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”。然而,这一研究成果仅仅发布一天就被证明是“乌龙”。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表示,此陶片上所谓“字痕”,系工作队整理过程中记号笔的笔道和原器表裂痕等。
一项考古研究成果从公布到证伪,居然只熬过短短一天,这样的“学术生命”确实够短暂的。毫无意外,这一事例也被坊间很多人批评,学者搞学术研究,能自己公布“这是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”吗?
而除了成果发布的程序性问题之外,值得深思的还有,一位专事考古与文物研究的学者,其考古竟然是对着图片资料进行的。
2月19日,国家博物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,李维明在研究时所依据的是公开发布的图片资料,因此造成“误判”,整件事系一次“误会”,希望今后研究机构和考古队方面加强沟通。
也就是说,李维明并没有见到陶片实物,只是根据公开出版物作出的“隔空判断”,这未免让人大跌眼镜。
即便是普通人也会知道,出版物印刷再精美,也缺乏实物的质感。学者不看实物,仅凭手头的图片就认定陶片上存在“字痕”,请注意,李维明表述的不是字迹,而是“字痕”,胆子确实够大。
还有,考古队在出土文物上做一些必要的记号,并非二里头工作队独创,而早已是一种行规。作为考古学者居然对此一无所知,还煞有介事地做一番考证,也是奇事一桩。
李维明作为资深二里头文化研究专家,在2019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,自己对二里头文化陶文做过梳理研究,认为“二里头文化中有文字,也有符号,故合称为字符”。不知道他做的“梳理研究”,究竟看过多少出土陶片?
其实,学者本来就应该广泛接触实物,要讲究“过手”“包浆”。不然,终归是隔膜。且不说成就斐然的沈从文,一生过手绸缎、字画不计其数,就是当代学者孙机,甚至更年轻的扬之水,也特别重视亲眼所见、亲手所触,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,岂能率尔发言?
学术研究是从已知向未知的探索,但脚下的基础首先要扎实。近现代以来,以河南为基地的夏商周研究出了很多成果,但前提是学风扎实,态度严谨,方法科学。这样才一点点托举起群星璀璨的学者群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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